如果它与宪法文本的含义、历史意图、宪法理论或者先例相违背，特定的价值判断必须被重新考虑。
只要原告申请撤诉都应当准予。可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做到既要尽可能通过协调化解行政争议，又不能片面追求撤诉率，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2]原司法解释《贯彻意见》第61条、第144条也对撤诉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对于当事人的诉权，法院无权干涉，除非当事人滥用诉权。在当时的条件下，行政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是作为一种不正常现象引起各方面关注的。但是，如果被告在其后仍然不履行其承诺，该如何处理呢？对准予撤诉裁定中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协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而使得准予撤诉裁定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原则一方面要求被告和法院不能强制原告撤诉，另一方面又要求法院必须尊重和保障原告基于自愿的这种诉权处分权的实现。
该规定所谓的司法建议，实质上就是鼓励被告改变被诉的行政行为，以取得原告的同意从而申请撤诉。即使在审理程序中当事人提出要求的，也应当由记录人员记录在案并经当事人签字。法实现机理 我们在重视对任何一项权力进行制度设计的同时，不能忽视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法理问题。
（二）利益紧缩与利益拓展的和谐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应急状态下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极易使部分人的利益产生紧缩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取消行政紧急处置权，因为它还肩负着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使命。例如，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当发生叛乱或不法暴乱的时候，当自然灾害的发生需要通过某种有效手段并采取迅捷行动予以救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类强制进行组织的权力赋予某人，而这类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的。{1}可见，公民权利虽然是宪法所要保护的首要价值，但是在公民权利与公益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的优先性必须让位于国家的至上性。另外，行政法治原则也是行政紧急处置权运行时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其次，行政系统具有非常发达的信息传输机制，更适合及时发现突发事件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9条第6项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行政主体可以组织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要求具有特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它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韦德所说：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应受到否定。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也就是说，社会秩序状态的变化往往是中止和改变现行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合法理由之一，特别是在抑制公民的自由权利方面。
公共利益向个人利益的转化过程，最终使得公民的个人利益得到实现和拓展。以上这两种规定都有利于使公民的自由在应急状态下得以保持和维系。就实质而言，行政紧急处置权克减公民权利的直接目的在于保证行政主体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全面实现。而柔性权力则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为合作性。
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法对公民自由的抑制。众所周知，宪法在肯定并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承认这种权利有可能对公益产生不利，因此这两者之间隐藏着一个内在的紧张关系。
应急性原则的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刚性权力的一个显著属性，行政紧急处置权既然遵循应急性原则，自然也就具有刚性权力的特点。 三、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法实现机理 （一）治标目的重于治本目的以某一权力的行使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标准，权力行使的目的可以分为治标目的和治本目的两种。
从这两个转变过程来看，如果说第一个转变过程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治标目的的话，则第二个转变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所体现的则主要是治本目的。在行政紧急处置过程中，涉及到两个环节：一是从平时管理向应急管理的转变环节，二是从应急管理到平时管理的转变环节。但此时国家权力不能因为规范其运行的宪政机制不能发挥功效而无所作为，国家必须动用不同于平常时期的行政紧急处置权来应对危机，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而第二个转变是为了防止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滥用对公民权益造成侵害。注释:[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主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只能被用于实施普遍正当的行为规则，而不得被用来追求特定的目的……但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捍卫整体秩序成了压倒一切的共同目的，进而无论是地方性的自发自生秩序还是全国范围内的自发自生秩序都不得不暂时被纳入组织系统之中。
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及其完善，从根本上都有赖于法理的指导。我们暂且将前者称为刚性权力，而将后者称为柔性权力。
但是，在研究该法对公民自由进行抑制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为保障公民自由的实现所作的努力。这一条的规定就是对公民程序权利的克减。
行政紧急处置权作为一种非常态权力，只能在应急状态下行使。{5}尽管哈耶克的此番论述是为了揭示行政紧急处置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它也恰恰反映出行政紧急处置权是一项非常态权力，非在应急状态下，任何人（包括行政主体）都不享有此项权力。
限制和停止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限制国家决策的民主程序的条件、程度、时间、方式，究竟怎样才是合适的和正当的，等等。{9}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独裁制时也指出，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们应当停止法律的神圣权力。应急J性原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甚至可以暂停某些法律规范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克减与权利保障的和谐是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第一个法治基础。
行政紧急处置权的高裁量性表现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在对行政紧急处置权进行规范时，一般只对其进行原则性的规范，由行政执法主体对是否采取应急措施进行自由裁量，并根据现场的情形灵活确定行政紧急措施的形式、时限、规模等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刚性权力一般是行政命令型的，是一种单向性的强制支配力，具有对抗性。
{6}可见，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主要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危机应对，而不是危机预防，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标目的重于治本目的的取向。 二、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法权关系 （一）裁量权力超越羁束权力从理论上讲，根据所受到的法律规范拘束程度的不同，行政权力可以分为羁束权力和裁量权力。
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等规范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法律来看，其克减公民权利的情况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直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克减，主要表现为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在运行过程中，行政紧急处置权遵循应急性原则。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公民科以新义务的规定。在危机时刻需要的法则，自我维持的法则和拯救国家的法则才是更高职责。{3}在确定行政裁量权力超越羁束权力地位的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也规定了行政紧急处置权运行时所应遵循的原则。换句话说，公共利益最终仍将转化或还原为个人利益。
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3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制度设计中有以下两个规定：其一，规定了突发事件的四大种类，并规定行政主体在行使紧急处置权时只能在其所规定的这四类突发事件中适用，从而避免了行政紧急处置权对公民自由的不必要侵扰。
因此，行政紧急处置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它所造成的个人利益的紧缩是不矛盾的，保护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拓展个人利益。在正常情况下，平时法多以控制和制约国家权力为核心，以确认和保障特定人的合法利益为价值导向，因此，公正精神构成法律的灵魂。
其二，对公民科以新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行政紧急处置权对自由的抑制和对自由实现的促进是和谐的、统一的，这是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第三个法治基础。